當我再次見到那位身高158厘米的初中同學時，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16年。1997年，他從湖南一所縣級職業中專的“工民建”專業畢業，加入到建筑工人的隊伍，開始了背水泥的生活。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正坐在沿海某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辦公室里，研究某項交通機電工程的招標控制價，偶爾和QQ群里的老同學們聊上幾句。目前，在這家名牌大學畢業生云集的單位里，這名學歷僅相當于高中水平的職校畢業生負責管理一個投資68億元的高速公路項目的招標與合同管理等工作。
這種改變發生在他的身上，是努力加運氣的結果。他的經歷表明，任何一名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如果愿意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都有可能改變自己“低人一等”的處境。
在他工作的前五年，他睡在簡陋的工棚里，和那些擠在一起的工友不同的是，他們把業余時間花在了打牌上，而他都用來學習有關路橋測量、施工技術和工程管理等知識。“我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實力證明我不比大學生差。”他對我說。從那所地處省級貧困縣的職業中專畢業后，這位同學一直生活在大學畢業生的陰影之下，和他們的暗中較量，似乎成了他不斷努力的動力之一。
當那些不愛學習的工友一年又一年地重復那些體力活兒時，他告別了簡陋的工棚，住進了帶有洗手間的樓房，成了一名能獨當一面的技術管理員。他不用再背水泥，或者跟在測量師傅的屁股后面跑，幫他們扛機器，扯線條。后來，他又考取了公路監理行業的最高證書“監理工程師證”，被一位不看重學歷的老板看中。隨后，他進入該省公路局下屬的工程研究所，成為一名正式職工。
“我覺得自己的努力還是得到了回報。”他說，“為了證明自己，我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犧牲。”他滿足現在的生活：拿著10萬元左右的年薪，住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陪兒子做作業，玩游戲，看看專業書。他從來沒有去過咖啡廳，認為那是上流人士消費的地方。他在沿海的那座大城市生活了10多年，直到去年，才首次去電影院看電影。
看起來，我的這位同學有不錯的工作和體面的生活，但他距離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對職業院校畢業生的期望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不久前，這位副部長在一次考察活動中說：“只有當這些身穿藍色工作服的年輕一代下班后，穿上西服、系上領帶去休閑，懂得欣賞名曲、名詩與名畫了，才真正做到了職業教育的脫胎換骨。”她還說，瑞士的鐘表工與女碩士、女博士結婚同住一個屋檐下，都是自身人文素養高的體現之一。
還有一個故事，魯副部長沒有提到，但我們同樣可以期待未來我國職業院校的畢業生能擁有故事中水管工的地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在美國采訪時任教育部部長威廉·貝內特時，發現部長家的別墅很豪華、很氣派，便以為他的鄰居，“不是達官，就是顯貴”。結果部長告訴他，左邊住的是一個修下水道的水管工，右邊住的是一個超市營業員，他們雖然都是藍領，但收入并不低，與部長收入不分上下。采訪結束后，崔永元一行從部長家出來，那位水管工正好駕著一輛奔馳小汽車回家了。他從車上下來，手里還拿著個大扳手，與部長親切、自然地打著招呼。
不過，期望與現實往往不是一回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句最能表達各種職業沒有高低之別的名言出自中國，幾乎人人耳熟能詳，卻未能深入人心。相反，它卻在很多時候，成了人們用來安慰失意者的話語。
從理想的狀態來看，專業門類齊全的職業教育最有條件培養出各行各業的“狀元”，從而受到人們的推崇，真正與普通教育并駕齊驅。但實際情況令人尷尬。讓職業教育“脫胎換骨”絕不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指日可待”。如果“重學歷、輕技能”的人才價值觀不能得到根本改變，如果工人和干部的身份依然有較大的差別，技能型人才就難以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
這種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下職業教育所能做的，正如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葛道凱所言：“下一步，我們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學生有一個更好的就業質量。”就業質量往往同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我們在幾年內無法改變職業教育所處的大環境，但應該幫助學生們樹立起這樣的信念：有一技之長，不放棄努力，就能改變個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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